城市转型的“重庆智慧” 智慧城市, 智慧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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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城市发展的永恒课题。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转型史。

    近年来，重庆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在发展过程中，清晰展现了“五个转型”。一个内陆山城、传统重工业城市，正在变身对外开放桥头堡、新兴产业汇聚之地。

    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堪称“中国缩影”的城市，它的转型，具有样本意义。

    1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办原副主任曹玉书等国内顶级专家云集重庆。他们将关注的目光共同投向一点——城市转型。

    对于众多研究城市转型的学者来说，重庆是一个难得的“标本”。

    “独特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市情，使得重庆成为中国的缩影。这样一座城市，它是如何推动转型的？把重庆的事情研究清楚了，对其它地区就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这样说。

    “重庆，正在成为中国城市转型的样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也毫不掩饰溢美之情。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从“标本”到样本，重庆是如何做到的？

　　避免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转型浪潮席卷全球。利物浦、曼彻斯特等传统工业城市相继变身创意之都。就连雄踞世界工业头把交椅的美国，也逐渐将制造业外移。

    如此“美妙”的转型之路，却因为一场金融风暴而改变。

    金融风暴下，一个个所谓的成功转型案例变得伤痕累累。痛定思痛之后，奥巴马甚至给美国开出了“重振制造业”的药方。

    “许多城市的转型其实是走弯路。过早地放弃制造业，使得这些地区落入产业空心化陷阱，抗危机能力大为削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评价。

    “但重庆选择的转型道路，却有所不同。”魏后凯话锋一转。

    汽摩之城、摩托之都、全国老工业基地……

    上述种种“桂冠”，是多年来外界对重庆的印象。

    “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以要把产业的单一性变为多样性。全球的任何一个中心城市都需要一个多样性的产业结构。”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说。

    转型势在必然，但重庆没有盲目地放弃制造业，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信息产业。沐华平称，信息产业是一个2.5产业（即生产性服务业，介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对传统工业有促进提升作用。

    如今，重庆的产业转型已结出硕果：惠普、宏碁、华硕，世界三大IT巨头正“共舞山城”。

    “三大品牌的年产量加起来占全球市场份额近46%。等到它们在重庆的工厂全部投产，重庆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笔电生产基地。”市长黄奇帆说。

    据悉，今年重庆的电脑工业总产出将达到2000亿元，加上其他电子工业，总规模达到3000亿元。到2012年，信息产业将取代汽车摩托车产业而成为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占工业比重将超过25%。而在2000年，该比重仅为2%。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城市转型是需要钱的。如果新兴产业迟迟不能形成规模，甚至落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那么财政收入必然出现危机。“没有钱，再好的城市转型设想最后都只能落空。国内外城市都有这方面的教训。”重庆短时间内就能将信息产业做大，就有了进一步推动城市转型的底气。
   内陆城市突破地理瓶颈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那些因港而兴、因路而兴的城市转型案例比比皆是。

    “没有马六甲海峡，新加坡会成为亚洲四小龙吗？没有太平洋铁路，洛杉矶、西雅图这些美国西海岸城市会那么快速地崛起吗？”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说，一座城市的转型，与交通条件的改善息息相关。

    然而，不沿海、不沿边的重庆，在转型过程中，如何突破交通瓶颈？“谈到转型，内陆城市比沿海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大。这不是重庆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内陆城市的集体困惑。”牛文元说。

    在中国地图上，重庆偏居西南一隅，为群山环抱。无论是长三角抑或珠三角，距离重庆的直线距离都在2000公里以上。2000公里，意味着天然高企的物流与时间成本。

    “天生”劣势难道无解？

    重庆人不甘心。当他们将目光移开中国地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方位时，眼前突然一亮——在世界地图上，重庆却正处于版图的中心地带。

    从重庆去欧洲，距离比从长三角、珠三角出发更近！从重庆出发，经新疆、中亚至欧洲的铁路，则使“向西”这一全新思路成为可能。

    “这条路线，不就是当年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嘛！”黄奇帆叹道。从沙漠驼队到铁轨列车，一个跨越千年的轮回由此开启！

    重庆人敢想，更能干。

    向西思路既定，黄奇帆亲自带队赴京与海关总署和铁道部商洽，研究从重庆经铁路西行到欧洲的可行性，并得到两部门大力支持。

    去年5月，重庆代表团飞赴德国柏林，邀请俄铁、德铁、哈铁代表，共商由重庆始发的货运列车如何以最快速度通过一个又一个沿线国家的海关查验，直抵欧洲。

    今年6月30日，一辆满载6万余台“重庆造”笔记本电脑、1万余台液晶显示器，货值1900余万美元的列车缓缓驶出重庆，经过1万多公里的长途奔波，13天后顺利到达德国西部工业重镇杜伊斯堡，中国西部对外贸易新通道全面开启。

    黄奇帆将渝新欧铁路称为重庆创造的全新概念。

    “中国货物从来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现在可以反过来，往欧洲的货就从重庆出发。”他说。

    对于渝新欧铁路的创举，牛文元更是赞赏有加：“谈到城市转型，许多内陆城市总是无法突破地理条件的瓶颈。渝新欧铁路却让一座内陆山城成功转型为开放的桥头堡。这种思路的创新，对于中国为数众多的内陆城市，都有借鉴意义。”
    谋局“另类”金融中心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几乎成为共同的选择。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就那么几个，后来者如何居上？

    “中东只有一个迪拜，中国也只有一个上海。任何城市想要全面超越这些带头大哥，都十分困难。”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介绍说，近年来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就因为迪拜抢占了发展先机，所以中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依然非迪拜莫属。

    因此，当重庆提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时，外界不乏质疑的声音。

    提到金融中心，人们会想到北京、上海、香港。提到重庆，人们会联想起内陆城市、老工业基地，两者之间的距离，恍若天上地下。但黄奇帆说，“建设金融中心，你们不要看不起重庆。”

    黄奇帆认为，金融中心大约有三种，第一类是北京那样的行政总部集中的金融中心；第二类是要素市场集聚的中心，比如上海；还有一类是结算类金融中心，典型的是新加坡。“重庆可以学新加坡。”

    打造结算型金融中心，使重庆的金融中心建设找到了一个区别于京、沪、港的突破口。

    董登新介绍说，按照惯常的思维，一个工厂采购原材料、加工、销售，当然就在它公司总部的会计室里进行结算——但这只是传统的工厂。加工贸易由品牌商下单子，由代工商做产品，由零部件厂供应，然后物流企业来运输，成百上千家企业在半个地球上活动，点对点发生结算已不现实，此时无疑需要一个大型的结算中心。“新加坡过去做的以及重庆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结算中心。”

    “中国沿海加工贸易的规模已有1万多亿美元，但结算中心却在海外。重庆的目标就是让企业在中国的结算、亚洲的结算都搬到重庆来。”市金融办主任罗广说。

    于是，在这一波IT企业的西进浪潮中，我们看到：

    惠普将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至重庆。重庆开始试水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和电子商务的跨境结算。

    宏碁的中国第二营运总部落户重庆，按照宏碁规划，第二营运总部将集营销、结算服务于一体。

    在华硕携手重庆的签约仪式上，公司董事长施崇棠更是坦言：“华硕电脑中国第二营运总部将集市场营销、结算和研发等功能于一体。”

    “当三大IT企业都把自己的结算中心搬到重庆后，金融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已显露无遗。”罗广如是说。

    胡星斗认为，重庆走出了发展金融产业的独特路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为其它的转型城市提供了借鉴，作为一个后来者，只要找准定位，同样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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